【原创】小说点滴

江南先生

小说点滴

──读《矮纸集》有感

女儿随她妈去了乡下，始有空闲坐在桌前静静地读几页书，书是汪曾祺写的，名字叫《矮纸集》。汪在题记中说起这个名字是因为陆放翁的《临安春雨初霁》的两句诗：“矮纸斜行闲作草，晴窗细乳戏分茶”。他很喜欢，借“矮纸”一用，算是对自己小说的一个总结。这集中的小说看了一些，确实写得不错，尤其在描写风物人情更具一双慧眼，娓娓道来如清溪出谷。
汪的小说没有“花头”，就是没有搞什么意识流啦、印象派、后现实主义啦……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而那些什么流呀、派呀，一句话，就是用人家的瓶装中国的酒，结果“人头马”不是“人头马”，“四川老窖”不是“四川老窖”，甚至连中国的老白干也不如。写小说最好历练生活，用符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写出中国本有的东西，方是小说的正途。汪曾祺也说：“我觉得写小说首先得把文章写通。文字不通，疙里疙瘩，总是使人不舒服。搞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让人觉得是在那里事，或者如北京人所说的‘耍花活’，不足取。”我没写过小说，但看过一些小说，我颇赞成汪的看法，但我也不反对人们去探索新的创造路子，不管走哪条路，也不管是什么主义，将文字写通，不仅没语病句病，而且要符合中国人的语言习惯，这样才不会丢失“民族性”，也才会有人看。
创新是小说所需要的，但创新离不开继承，只有在继承中国传统基础上进行创新，才有艺术生命力，所以我不赞成一味地模仿，一味地照搬西方的东西，可以借鉴，可以拿来，切不可囫囵吞枣，为媚俗，为新奇，而抛弃传统，抛弃本民族本有的东西。由读汪曾祺的小说，想到创新这问题，似乎离文学远了一点，但文学也须有个主张，这样才能明确自己今后的创作道路。理论的东西，点到为止，还是让我们回到汪的小说，去认识一下他笔下的小人物吧。在他的这本小说集中我颇喜欢的有两篇，一篇是《仁慧》，另一篇是《郝有才》，关于仁慧与郝有才，我写了两篇随感，一篇叫《可人的仁慧》，另一篇是《小人物郝有才》，在《可人的仁慧》中我对汪的小说进行了简单评价，我说：“汪的小说给我的感觉是平实，没有高潮，也没有离奇曲折的情节，但作为小说的三要素基本上都有了，和别的小说不同的是他的小说更多描写的是风物人情，不论故乡的，还是他寄居的地方，让人读过，有一种回味，觉得小说这样写挺好，不必为求高潮，而非要刻画人物与环境的冲突，或人物性格的冲突，也不必写个人命运与社会变迁的冲突，在平实的生活中一个人完全可以过一个没有高潮、没有太大的冲突与矛盾的现实生活，愈是平淡，表现一个人的真实命运。”接着我从《仁慧》中这篇小说中看出人与环境关系，以及个人在社会中的命运。《仁慧》中有一个二师父主持观音庵，由于她一天到晚只管念经，很少管庵中的事，结果使“庵里佛事稀少，香火冷落，房屋漏雨，院子里长满了荒草”，一个人没有生气，态度冷淡，她的环境也会变得没有生气，变得破败，而没有生气的地方又会导致别人对它的冷落，渐渐被人遗忘，而在这样备受冷落的地方，人活在这个世上和没有活在这个世上是一样的。
在汪的小说中人物与环境是和谐的，没有冲突，没有背离，人因环境而生，环境因人而活。仁慧接管观音庵，庵也渐渐有了香火，且越来越旺，“观音庵气气象庄严，香烟缭绕，花木灼灼，佛日增辉，施主们全都盛妆而来，长裙曳地”谁不喜欢这个地方呢？仁慧是个有生气的人，也是一个能干的人，让我们看看她是怎样让观音庵的香火旺起来的。一是仁慧对施主家走动得勤，给老人拜寿，给小孩送长命锁，到年下还送咸茶（弄钱）；二是请瓦匠、木匠检漏修房子，擦窗棂换窗纸，除杂草，养花（修复）；三是办素斋，香客不断（再弄钱）；四是修缮正殿，盖过厅，再办素斋（扩大规模）；五是放烟火（破戒）。观音庵不仅有好看的尼姑，也有花木扶疏的庭院，还有香火缭绕的佛庵，更有吸引人的素斋，远近百里的人谁不喜欢？清静佛地一下子变成了人气极旺的礼佛胜地，这全因了仁慧，连我这个现代人也想时光倒转，去看看这小小的观音庵哩。汪的小说写得好，好就好在自然、不粉饰，也不夸张。《仁慧》的结尾更耐人寻味，这么一个热爱生活的人，解放、土改之后竟没有还俗，观音庵没了，仁慧成了云游四方的浪人，而她一点也不悲伤，西湖住几天，邓尉住几天，峨嵋住几天，九华山住几天，哪儿不是她行脚的好地方呢？她身后的谣言，她开的香菜馆，对她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的高洁的品性似佛地的观音──给人以大美。顺便说一句，二师父那么向佛，解放、土改后还俗了。我们没有看到真实的社会，然而我们处处看到社会的现实。
还有小人物郝有才，“一辈子没有什么露脸的事，也没有多少显眼的事”，却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有一个特点就是过日子特别细，爱打小算盘，可这有什么错呢？和所有处境不好的人一样，过日子精打细算，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都得考虑，上街买菜总带着小秤，而且跑遍所有的菜摊捡最便宜的买，出门演出，也不吃团里的食堂，自备烙饼和各种佐料，一句话，这样省钱，郝有才是个会过日子的人。然而会过日子的人也上当。为图便宜，到武汉出差，买了一套盆回来，没想到北京更便宜，于是落了一个笑话：“郝有才千里买套盆”，团里的人笑了，我们也笑了，我们不也常犯傻，外出旅游，想买点便宜货，结果和郝有才一样上了大当。但没有人笑我们。日子过得特别细的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胆小，凡事四平八稳，只求自保，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郝有才也没有风光起来，尽管他是“红五类”，也和大家一样生活平平，唯一让郝有才欣慰的是在样板团里天天有鸡鸭鱼肉吃。“他胖了”，多么难得──在那样饿死人的年代。关于郝有才的笑话当然还有，比如人高不过一米六二却要一号的棉大衣，为什么？想用棉大衣的下摆做一副手套呗，再比如他做了一件好事，开表彰会时，要讲用，他朝毛主席像行了一个大礼，转过身大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cei了就cei 了”（原来他下楼打水，暖水胆碎了，他自己掏钱到菜市口配了一个──当然是觉悟高）。场下的人笑了，军代表笑了，你也笑了，我们大家都笑了，这就是小说，也是生活，是郝有才的生活，也是我们大家的生活。
《矮纸集》里有许多好小说，不多说，如果你有兴趣，不妨也借去看看，挺不错。


整整三年时间，一本二百页的笔记本还没有写，一直写到二十一世纪还在用这本有点发黄的本子写文，是难产，还是偷懒？如若不是，为什么进展那么慢？以一个作家每天三千字记，这个小本本写得密密麻麻，也该写完了，而你却写了三年。虽说写作不以字数论，但没有字数的作家还叫作家么？一个人不写出二十万到五十万字，那能叫作家？当然写出的字如苍蝇屎，处处乱哄哄，也不能叫作家。诗人可不必以字数论，但一个以小说、散文为业的人，字数还是要的，倘若写得好，尚可削减字数，若写得不好，又 不以字数论，那就有偷懒的嫌疑了。在我眼里小说家应以100万字论，散文家以50万字论，而且我要求的字数都得被读者承认，否则就不能以“家”论，还是借个词，那就叫“坐家”吧。
写作是勤苦的，心灵尚不言它，坐冷板凳是少不了。虽说勤苦的人未必是作家，但作家一定是勤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