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荣骏,这位72岁的老人对航天事业情有独钟。经历过中国航天从无到有的艰难创业,回首40多年航天生涯,他如是评价这一高尖端技术产业:“航天事业是有风险的,但是值得骄傲。”
肩挑重担
1997年,飞船的进度大约晚了一年半,而火箭的首飞定在1999年。
“我们在‘921’立项的时候,曾经向中央有过承诺,就是首次飞行试验叫做‘争八保九’。”沈荣骏介绍说,“争八保九”就是争取1998年,确保1999年发射。“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打一个飞船上天的话,实际上我们就没有兑现向中央的承诺。我觉得这一点上,作为我们搞航天的人来讲,应该是很不甘心的一件事情。既然有了承诺,就应该千方百计去实现。”
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921项目副总指挥的沈荣骏回忆说,当时也有些有利条件。从飞船来讲,电性船的测试情况是不错的;一些关键技术,应该说基本上都突破了。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第二个方面就是火箭的准备和其他各个系统,包括测控、通讯、发射场、落区、应用系统准备都是来得及的。
当时不利的因素还是在飞船上面,因为进度差了一年半,要赶上去不容易。
艰难决策
能不能考虑搞一个试验飞船?沈荣骏当时萌生了这么一个想法。这个试验飞船就是要求它能够准确地入轨,能够正常地运行,能够安全地返回。沈荣骏立即就这个问题和大家交换意见,大家认为这是个好办法。
飞船系统推进舱的研制进度,关系到整个发射的成败。1997年12月30日,沈荣骏一行赶到了上海,对上海航天局的生产进度进行考察,并和上海航天局的领导进行了深入的交流。上海方面表态,一定赶上去,不拖工程的后腿。
在上海得到肯定不会耽误发射周期的承诺后,沈荣骏更加坚定了自己决策的信心。回到北京后,他马上向有关领导作了汇报。指挥部立即组织会战,以加速推进神舟一号研制的整体进度。
今天看来,沈荣骏当年的决策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但在当时却要冒很大风险。从决策把试验飞船当正样打,到组织实施,留给沈荣骏的时间是以分秒来计算的。那段时间他几乎泡在现场,而921七大系统他跑得最多的还是飞船系统。从做出决定到最后火箭飞船等都做出来,这之间一共用了18个月。
一波三折
火箭和飞船虽然都是按预定计划进入发射场,但在发射前并不是一帆风顺。测试阶段,恰恰在沈荣骏最担心的飞船上面,一个重要组件出现了故障。这时离发射时间仅有45天。
当时,沈荣骏正在北京,接到电话立刻飞到现场。这个核心部件是关系到成败的。更换组件的话,要把整个飞船在现场拆开。拆之前是有分歧的。因为,现场的条件和在总装场的条件是不完全一样的。拆开以后,万一要装不好,或者是装出问题来,那1999年发射可能就不行了。不过,沈荣骏的主张就是一条,飞船质量第一。宁可把困难(问题)留到地面,绝不把问题带到天上。
为了慎重起见,在决定拆了以后,沈荣骏还开了一个会,讨论不拆有没有问题。会上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不拆是有风险的。开完反向论证会后,沈荣骏又对每一步操作环节进行反复推敲,同时也做好了应对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的准备。结果,在成功拆开飞船后,不仅顺利更换了存在问题的组件,而且还找到了另外一个有故障的器件。
1999年11月20日,神舟一号飞船顺利升空,在太空中飞行一天后,安全返回地面。从1997年的风险决策到成功发射、回收,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创造了奇迹,完成了一项被认为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难忘失败
沈荣骏一手创建了中国航天测控网,指挥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商业卫星发射。他总共参与领导了27次卫星发射,其中有3次失败。沈老认为最难忘的失败当数1996年2月15号的那一幕:火箭一起飞,平台就已经倒了,最后火箭撞到山上去了。
事后,沈荣骏的内心一直感觉非常的遗憾。“原来就怀疑它,最后还是做出了发射的选择,总觉得心里很遗憾;可下决心换,又没有根据,所以总觉得是一种遗憾。”
“失败对航天工作者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所以说下定决心要狠抓质量。从那以后,到现在7年多的时间,所有的卫星发射全部成功,这非常之不容易。”(杨丹丹)
人物简介
沈荣骏,1936年生于安徽合肥;1953年考入军委测绘学院;1985年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神舟一号载人航天工程副总指挥;1990年被授予中将军衔;20世纪60年代,他一手创建了中国航天测控网。20世纪80年代,他指挥完成了中国第一颗商业卫星发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