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上潮头——我省农村改革30周年回顾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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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届三中全会前夕，当中共中央总书记**走进凤阳县小岗村的农家小院，考察农村改革，分享村民们获得又一个丰收喜悦的时候，从这里驶出的中国农村改革的航船乘风破浪即将驶过第30个年头。30年改革波澜壮阔，用“翻天覆地”四个字来表述神州大地发生的变化丝毫也不为过；30年改革三上潮头，省委和各级党组织总是争当先锋，以共产党人的大无畏精神，为改革杀出一条血路。 　　看今朝，江淮大地阳光灿烂，5000万安徽农民笑逐颜开。2007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2054.5亿元，农民年人均纯收入3556.3元，比1978年分别增长29倍和30.4倍；忆改革，安徽的党组织之所以能三上潮头，根本原因只有四个字“顺应民意”，这是改革必须坚持的价值取向。 　　察民情冒险护航一上潮头 　　“没有三级党委的支持，就没有小岗人的‘大包干’！”近日，记者踏着改革的历史足迹走进小岗村，“大包干”的带头人严宏昌一见面就颇为动情地这样说。 　　在极“左”政策桎梏下，加之地处江淮分水岭，每年非旱即涝的小岗村，从1966年至1978年的13年156个月中，吃国家供应粮占87个月，共吃供应粮达11.4万公斤，成为穷县凤阳最穷的生产队之一。 　　1978年又逢大旱灾，年底，穷怕了、饿急了的小岗农民，在生存的本能支配下，不顾一切地闯政策“红线”，在包产到户的秘密协议上摁下18个鲜红的手印。 　　“小岗人穷毁掉了，算了吧！就让他们那样干吧！”“允许他们干一年，秋后再说吧！”当公社同志请示对小岗村包产到户的处置意见时，县委的这个表态让不少小岗人热泪盈眶。那毕竟是在谈“包”色变的年代啊！在此之前的30年间，为了这个“包”字，多少人为之付出过惨痛代价啊！ 　　就是这被口头“允许”的一年，小岗人魔术般地生产出粮食66365公斤和油料17600公斤，分别相当于1966年至1970年5年间生产粮食的总和及过去20多年生产花生的总和，不仅一年跨过了温饱线，这个过去23年一粒粮食未交还年年吃救济的生产队，一年向国家交售粮食17600公斤、花生芝麻12466.5公斤，分别相当于国家当年征购任务的12.5倍和83倍以上，从而显示出“大包干”强大的魅力。 　　1979年秋种时，尽管公社三令五申不准“包干到户“，不少相邻的村队还是瞒上不瞒下学开了小岗。公社干部怕把娄子捅大了，开始埋怨小岗。“小岗村在开社会主义的倒车！”邻省、邻县一些“左”的议论也随之而起。小岗人又忐忑不安起来。 　　“县委支持你们干一年，我们地委支持你们干三年，包干到户是生产责任制的一种形式，与‘分田单干’是两码事。”“地委能批准你们干三年，省委批准你们干五年吧！一定要多打粮食，对国家多贡献，集体多提留，社员生活能改善，干一辈子也不是‘开倒车！’”正当小岗人担心“大包干”会毁于一旦时，当时的滁县地委和省委主要领导相继来到小岗村，甘冒政治风险，给改革保驾护航，为小岗人撑腰打气。就是这特批的一年、三年、五年，使“大包干”的魅力得以充分展现，并最终写进邓小平1980年5月31日《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讲话，写进强调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中共中央(1980)75号文件，形成继解放初期的土地改革之后、席卷神州大地的中国农村第二次改革大潮！ 　　听民声主动试水再上潮头 　　“为帮咱农民堵住那无底洞，党委担的风险太大了！”涡阳县新兴镇曹庄村党支部书记曹西良回顾起1993年首创于本镇的农村税费改革感慨不已。 　　“大包干”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迅速发展，不仅解决了农民的温饱，一时间农村还涌现了不少“万元户”，乡镇企业也异军突起，整个农村一派生机。于是，一些干部、专家头脑发热，过高地估计农民的收入水平，提出了“人民事业人民办，办好事业为人民”的口号，甚至本应由政府兴办的公益事业，也要由农民承担。当时，农村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头税轻、二税重、三税是个无底洞”，除农业税和“三提五统”外，各部门发文及乡镇、村组层层随意可以加码的收费，成了农民永远也填不满的无底洞。尽管国家三令五申要求把农民负担限制在上年人均收入5%以内，但农民负担依旧有增无减，有的达到农民年人均收入的22%。农民不堪重负，干群关系紧张。从1985年起，农业大省安徽和全国一样，粮食生产连续四年徘徊不前。 　　当年任曹庄行政村会计的曹西良，找出村里一份1989年午季发了黄的收费账单给记者看，上边罗列向村民收费的项目达20多项，负担最重的范庄组人均145.6元，最轻的陈东组人均101.7元，按当时农村收费午秋各半的惯例计算，负担处于中游状态的曹西组当年人均负担225元、约占人均实际收入的31.8%，竟超过国家限额的5倍以上。这就难怪被称作中国农村第三次改革的税费改革当年会从这里兴起了。 　　“硬是给逼出来的！为收费，公安都用上了，农民怨声载道，岂能充耳不闻！”当回答当年为何甘冒撤职的危险首试农村税费改革时，当年筹备、实施改革的新兴镇前后两任党委书记刘兴杰、李培杰不约而同地这样回答。这两位农民的儿子，对当地农民的疾苦感同身受。 　　然而，一个小小的乡镇党委要掀起一场事关全国的“变法”谈何容易。1992年底，新兴镇党委统一了几大班子领导思想，逐村、组征求群众意见，拟定了一套按国家5%的规定外加农业税、核定每亩每年30元、一定3年不变的税费“大包干”的改革方案，并经镇人民代表大会全体会议讨论通过后上报到县。“这违法！”改革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强烈反对。县六大班子领导和各乡镇、县直各部门主要负责人在新兴镇召开的专题座谈会，在弥漫的火药味中不欢而散。不久，县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决议，撤销新兴镇人大通过的税费改革的决议。争论似乎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新兴镇的税费“大包干”得到了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暗中支持，更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当年午季，往年超出国家规定几倍的不合理负担全部消除，农民踊跃交纳税费，全镇以往甚至动用武力一二个月也难以收齐的税费，这次短短5天就全部收齐，干群关系迅速改善，生产快速发展。这一新的农村改革实践，受到安徽省委的高度重视。经省委领导批示，次年，首创于新兴镇的税费“大包干”便在相邻的太和全县试点，并快速扩大到六七个县。 　　“安徽的财政如此困难，别的省都不搞农村税费改革，我们为什么要搞？”“一些乡镇干部的工资都拿不上了，农村怎么稳定？”从试点乡镇、县到省，反对的声音一直相当强烈。2000年，当其他试点省份以条件不成熟为由相继退出的时候，安徽省委顶住内外各种压力，又毅然挑起了全国唯一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省的重担。 　　改革又一次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安徽率先实施农村税费“一免一减三补”的2004年底，记者曾做过一个调查：当年财政少收26.73亿元，全省却增产粮食50多亿公斤，增幅高达23%以上，另增产油料5亿公斤；农民人均收入同比增长15%以上，创8年来的新高；农民因负担问题而专门赴省上访的案例由改革前1999年的3450批共10245人次，骤降到几乎为“零”。起源于安徽的农村税费“大包干”终于再次形成一场席卷神州大地的改革潮，并最终终结了二千多年的“皇粮国税”。如果说包产到户改革是农民闯惊涛，党委护航，那么可以说农村税费改革则是党委斗骇浪，农民推舟。安徽的党组织倾听民声再次冲上中国农村改革的潮头。 　　顺民意向“我”开刀三上潮头 　　农村税费改革的成功，农民负担大幅度减轻。然而，可能引起农民负担反弹的体制性机制性因素依然存在，农村财政供养人员多，县乡财力匮乏，乡村债务沉重，旧的农村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依旧缚束着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甚至省内个别地方顶风违纪、变着花样向农民乱收费。农村改革如果就此止步，安徽发起的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将毁于一旦。 　　于是，一场更复杂、更深刻、更艰巨的农村改革开始了。 　　“安徽必须高举农村改革这面大旗，这是安徽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省委书记王金山的这段话语重心长。安徽省委清醒地认识到税费改革后的新形势，顺应民意，抓住税费改革后农村党群、干群关系改善的有利时机，义无反顾率先向自身基层政权“开刀”，2005年按照“一个转变、三个建立、一个改进”的总体思路，以深化乡镇机构改革、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探索建立农村工作新机制为重点，在18个县进行试点，继而率先在全省全面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在社会发展的又一个关头，安徽省委和各级党组织再次勇敢地承担起这历史使命，第三次冲上中国农村改革的潮头。仅18个农村综合改革试点县，就有14000名左右、大部分是共产党员的乡镇干部被精简分流。 　　“以前开这铺子办证，不知要去镇里、城里跑多少趟。现在没用俺出村这么快就办成了，真是没想到！”亳州市谯城区古井镇柳行村村民王长德话语间充满着感激之情。今年7月中旬打工返乡的王长德，想开个农机维修铺。他只把办证所需材料向村代理点一交，短短十几天，村代理员就把《农机经营(维修)技术合格证》和《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全给办好送来了。8月中旬铺子开业，到10月底已赚6000多元。 　　改革在逐步深化。在乡镇机构改革和乡、村区划调整中，乡、村干部大幅精简、财政负担大幅减轻的谯城区乘势而上，积极打造服务型政府：在区、乡镇和村，分别设立为民服务全程代理中心、代理室和代理点，在区直34个相关职能部门和乡镇相应部门设立受理室，形成服务网络；经科学梳理分类，将包括行政审批、许可和为群众生产生活提供服务等206个项目一律纳入为民服务全程代理范围；精减后的所有村干部都担任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员，像机关干部一样轮流值班，报酬相应提升财政支付；农民办事只需到村代理点递上申请和有关资料，其余全由干部接力代理；办事经费全部由政府承担，对群众无偿服务；整个运作实行网上全程监控，并限时办结严格奖惩，规范化、程序化、智能化、制度化地实施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制，创立起为民服务新机制。从去年10月到今年10月底，全区已为农民群众办理全程代理类事项100863件，办结率达98.5%，群众满意率接近100%。年初，当这个区的代表在全省农村工作会议上介绍经验时，会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省委书记王金山、省长王三运分别作出批示，要求在全省推广谯城经验，建立为民服务新机制。8月中旬，省委副书记王明方，省委常委、副省长赵树丛在谯城区主持召开现场推广会，为民服务全程代理制在全省迅速推开。 　　同时，农村义务教育、县乡财政体制、集体林权制度、农村金融体制、农村流通领域、农村合作医疗、农村社保制度、农村多元化服务体系、粮食流通体制、征地制度、户籍制度等十多项农村改革也在江淮大地上全面推进。安徽省委和各级党组织正不断创新思路、大胆探索，沿着打造服务型政府、创立为民服务长效新机制的路子，将农村综合改革一步步推向深入。 　　30年改革为安徽农村带来巨变，30年改革给江淮大地带来勃勃生机。然而，正如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所指出的那样：“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必须不断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始终把改革创新作为农村发展的根本动力。”不管未来的农村改革是继续向纵深推进还是横向拓展，只要我们继续坚持30年改革的价值取向——顺应民意，就一定能将改革从胜利引向更大的胜利！就一定能加快安徽农村乃至全省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记者汝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