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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的眼睛总是有泪水,各种滋味在心中回旋。远远望着父亲消瘦的身影,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心情,只是趁他不注意时才望着他,我不知道是不是下意识的望着他,还是……,因为,我知道再过一些日子,这种景象不会出现了,再也不会有了。所以,我只是远远的望着他。当坐在他旁边时,我只是静静的坐着,父亲的耳朵不好,他也是静静的坐着,偶尔跟我说说他最近胃口不好,不要我们浪费买这买那了。
父亲今年八十二岁,平时特别喜欢走路。记得几年前的冬天,我和他回老家走在乡间泥土路上,只一会就被他拉开了很远的距离,任凭我怎么走也走不过他,没有办法把衣服一脱绑在腰间一路猛跑,超过他,然后不时回头看看,当和他拉开一段距离后赶紧歇下,可是不一会父亲又大步流星在我面前走过,没有办法,咬咬牙接着跑。可是最近父亲喜欢坐公交车了,在一次和母亲的讲话中我才知道原因,母亲说他最近吃东西不消化,他就发明了这个方法,说在车上颠颠就好了,我听了也没在意。
父亲退休前一直在一钢厂上班,我小的时候有许多时间是在他的厂里度过的。我还记得他们厂里的食堂、澡堂、会堂、篮球场、还有围墙后面水泵房。每次我洗完澡,父亲总是从旁边的食堂买一些馒头给我吃,有时还能带一些叉烧肉来。馒头凉了,父亲就拿张报纸垫在暖气管上,馒头放上一会就热了,有时放久了还能烤出硬壳来,吃起来很香。那时会堂经常放些电影,父亲就去工会找熟人要门票给我去看,《地道战》、《平原游击队》、《粮食》等等我就是在那里看的。有一次父亲骑车带我回家,从一轧钢大下坡下来后,他刚骑上车,我把脚伸到前轮钢丝里了,父亲和我都摔了下来,因为下班人多,很多人看我们笑,父亲看我没事就打了我屁股,说这很危险,这是我记忆中唯一一次他打我。父亲的自行车是加重永久牌的,到我比自行车高的时候,父亲执意不过就同意把车给我学,我就在会堂前面的篮球场,先是溜,接着一圈一圈地“掏螃蟹”,然后上大杠,最后坐在坐垫上用脚尖半圈半圈地蹬着脚踏子。父亲一次也没过来看我骑车,我也不知道他怎么如此放心。
父亲是1958年到马钢来的。那一年老家来了人,要招一些工人,父亲听说后就报了名。人家问他会什么手艺,他说会木工,当时他连刨子都不会使,这也是他多年后一直引以为豪的一件事,试想一个不认识字又没有手艺的人会怎样,所以父亲总是说要有闯的精神,看来这也是他不看我学骑车的原因。来马钢后,靠着这个精神他不仅木工干得好,而且学会了认字,现在每天还在看报纸,有时不认识的字等我回家时就问我。文革时期,他说他那时属于“屁派”,周围的同事也都是这个派别,上班时经常去会堂参加各种会议,然后带回来许多各种颜色的小旗子给我玩。后来由于武斗,他就回老家住了一段时间,同时托人找关系把我母亲的户口迁到了马鞍山。文革结束后,我背上了书包,就很少去他的单位了,但每天我都会去路口等他下班,因为在他永久车龙头挂的工具包里总会有一些吃的,夏天会是用水壶装的汽水或者是酸梅汤,其它季节会有包子或者馒头。但有一天,我等来一辆绿色吉普车,当时觉得很奇怪这里很少有领导来呀,从车上下来的人让我惊呆了,是我父亲,胸前挂着白色的绷带,左手缠着厚厚的纱布掉在绷带上,我的眼泪一下就出来了,连忙跑回去喊母亲。原来是厂里的电刨伤到了他的手,好了以后父亲拉二胡时总是觉得左手不听使唤。
父亲年轻时在家里除了忙农活外还喜欢拉二胡,他是他们那里戏班子的成员,农闲时戏班子就经常到各个村子去唱戏。给我的印象父亲的戏班子有点像电影《活着》里的戏班子,唱的曲子土的掉渣但却很受欢迎。后来我听他拉“孟姜女”还是蛮好听的,邻居也是这么说。他们戏班子有个孤儿是我父亲的好朋友,他们是一块长大的。有一次父亲偶尔听到抓壮丁的要抓这个人去当兵,父亲在抓壮丁的前面最后一刻找到了他,让他什么也不要拿赶紧跑。多年以后父亲打听到了他的下落,他在上海工作而且还当了干部。他们一直想见见面,但都因为身体原因不能成行。所以只能经常通通电话。
父亲是个不爱说话的人,单位同事都说他是一个老实人,确实也是,他总是那样准时上班,又准时下班,勤勤恳恳的工作,从来不和别人有什么磕磕碰碰,也从来没有那个领导刮他的胡子。左右邻居也说他是老实人,在喝酒桌和麻将桌旁不会有他的身影。但他确是一个很热心的人,不管哪家有什么事情找他帮忙,他总是很爽快的答应。那时我们家住在十区平房,由于地势高下大雨时不会被水淹到,而在我家下面地势低的房子就没有这么幸运,所以一到下大雨我家就非常热闹,父亲同事家的小孩都挤到了我家,结果我们小孩都盼着下大雨。我们家有五个小孩,母亲又没有工作,一家七口就全靠父亲四十几块钱过日子。可是我们五个小孩一点也没有感觉到什么艰苦,相反,我们回想起那时候,却多是快乐和幸福。后来,我们大了,也成家立业了,父亲才告诉我们那时的日子是多艰苦,他不敢抽烟喝酒,不是他不会,他不打麻将,也不是他不爱玩,更不要说买衣服和鞋子。现在想想,才知道父亲那时为什么总是穿着破旧的工作服和劳保鞋了。
上个月,大姐突然打电话给我,说父亲吐了血,他还要大姐谁也不要说。大姐赶紧送他去医院检查,当我们几个子女看到他的片子后都伤心的哭了,医生也只是摇摇头。我们瞒着他办了出院手续。回到家他这才跟我说吐血的事,他说:“四十多岁时也吐过,当时不敢去医院,一家七口都指望那一点钱过日子我哪敢去医院看病呀,忍忍就好了,现在你们也不要慌,没事的。”我强忍眼泪只是点着头,这时我也想起了父亲为什么经常去坐公交车这件事情了,他那也是在忍呀!想到这心里更加得难受。我们决定赶紧去上海,和他那个好朋友最后见一面。为了怕他怀疑,我就说去上海出差。车子只几个小时就到了上海,在马钢招待所休息了一会吃了中饭,下午一点多钟我们就找到了父亲那个童年好朋友的家,他们两个一见面四只手就紧紧握在一起,使劲地摇着……。这么多年,我还从来没有看到父亲如此激动过。回到招待所,父亲心情特别好,又说了许多他们那时的事情,我一边听一边悄悄的录了音。第二天回家之前我和父亲去了南京路和外滩,并到浦东登上了世界最高的观光厅,透过玻璃往下看,金茂大厦、东方明珠、黄浦江一览无余。突然我好像看到了一根羽毛,在《阿甘正传》里我看到过它,随着风轻轻的飘着、飘着,它多像我的父亲呀,也是那样轻轻的,静静的,与世无争的随着风渐渐的飘向远方……。
冬至快要到了,父亲日渐的消瘦,耳朵靠助听器也基本听不清楚,我就在纸上写道:“冬至回老家一趟。”父亲看后摇摇头说“不回去了,走不动喽。”
2009-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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