愿将“秋叶”化“春泥”

新闻快递

3天前的深夜，安徽医科大学遗体(器官)捐献接受站工作人员付杰赶赴宿州，迎回了一具包裹在白被单里的遗体。逝者生前是一位有志于遗体捐献的农民，意外死于交通事故。他的眼角膜当天就让一位盲人重见光明，他的遗体则将用于医学教研。付杰告诉记者，这已是他们接受到的第48具志愿捐献的遗体。

　　遗体捐献，这个被很多人讳言的字眼，在志愿捐献者的眼里是一种什么概念？他们对此有何特殊理解？记者走近了省城一些志愿捐献遗体者和遗体捐献者的家属，探听了捐献背后的故事....

　　特殊的“团聚”

　　几天前，当安徽医科大学遗体(器官)捐献接受站工作人员付杰打开遗体捐献登记本时，首先映入记者眼帘的两个名字是王文彬和王慧中，登记时间为1982年。付杰告诉记者，上世纪80年代，遗体捐献对于国人来说还是个陌生而忌讳的词语，王文彬和王慧中夫妇是我省遗体捐献的“破冰”之人。

　　王文彬1985年去世后捐献出了遗体，王慧中女士和他们的儿子王琳过世后也先后捐献出了遗体。“他们一家人可谓是安徽遗体捐献的‘第一家庭’。”付杰说。

　　王琳先生过世后，他的老伴李淑祥居住在合肥市红星路上的一处住宅里。已年逾七旬的李淑祥老人精神矍铄。得知记者的来意，她向记者回忆了一家三人与遗体捐献结缘的故事。

　　王文彬和王慧中夫妇生前均是归国华侨，回到合肥后在第一人民医院工作并退休。他们1982年一起立下遗嘱：死后不开追悼会、不举行告别仪式、不收财物、遗体无偿捐献给医学院。

　　“这个在当时看来惊世骇俗的决定不是一时冲动。”李淑祥说，两位老人年轻时就出国留学，接受了很多新思想。“退休后的20多年里一直受到组织上的关心照顾，对社会充满感激，他们在遗嘱中曾写道‘希望最后再为人民服务一次’。”

　　“记得公公第一次说起要无偿捐献遗体时，我们做子女的都十分诧异。但公公笑着说，他是个唯物主义者，觉得捐献遗体是很有意义的事。”1985年，王文彬因病过世，家人想按照王老遗愿捐献他的遗体，却遭到过一些质疑。

　　“父亲过世不厚葬守孝，却要把他的遗体捐献出去，这在20多年前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有人称赞我们思想开明，也有人斥责我们不孝。当时我觉得压力很大。”李淑祥说，“可我老伴却认为，顺从老人的心愿才是真正的孝顺，而且遗体捐献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他第二天就将父亲的遗体捐献给了当时的安徽医学院。后来又为自己办理了捐献手续，毫不犹豫。”

　　2004年6月，王慧中女士走完了她96年的生命旅程，王琳顺利地将她的遗体捐献给安徽医科大学，多家媒体给予了报道。

　　2006年，王琳过世，老伴李淑祥替他完成了多年来捐献遗体的心愿。

　　今天的合肥大蜀山文化陵园的安徽省遗体捐献者纪念碑上，一家三人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团聚了，他们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纪念碑上供人瞻仰。

　　生同眠死同碑

　　今年清明节前夕，77岁的王云惠老人在儿孙的陪伴下走进合肥大蜀山文化陵园，在安徽省遗体捐献者纪念碑上找到老伴李幼新的名字，一遍遍地擦拭着。

　　李幼新去世后将遗体无偿捐献给了安徽医科大学，只给王云惠和儿孙们留下了墓碑上这三个字。用王云惠的话来说，墓碑上的名字不仅是老伴留给他和儿孙们的全部，也是自己未来的“归宿”，因为他也办理了遗体捐献手续。

　　王云惠是合肥市政府的退休干部，老伴李幼新原是合肥百货大楼的员工。3月30日上午，向记者说起老两口遗体捐献一事时，王云惠老人非常平静。“死亡是每个人都无法逃避的，也许真正做到死而无憾才是最美好的结局。将自己的遗体捐献出去，在死后为社会做最后的贡献，我觉得自己可以死而无憾了。”王云惠说。

　　王老告诉记者，他十几年前刚退休不久，就暗暗下定了死后捐赠遗体的决心，只不过当时并没有将这个想法告诉老伴。“有一天我无意中在媒体上看到遗体捐献的信息，才知道人死后，尸体还有那么多用处，而且当时很多医学院都非常缺遗体标本。我就想，死后白白烧掉太可惜了嘛，还不如捐给孩子们去做实验呢。”

　　2007年上半年，王云惠老人觉得该把自己的决定告诉老伴了，“虽然当时我们身体都很好，但是我就担心倘若有个意外什么的，也有人帮我办理捐献遗体的事，了却我的心愿。”

　　一开始，李幼新对老伴的想法赶到非常吃惊，也难以接受。“我就把我收集的那些新闻资料拿给老伴看，让她了解遗体捐献是一件有利于社会进步的事。生老病死谁都逃脱不了，如果死后还能‘废物利用’一下，我想我们这辈子就真正做到死而无憾了。”在王云惠的不断劝说下，老伴终于接受了捐献遗体的决定。

　　于是，王云惠起草了一份遗嘱，表示愿意将遗体无偿捐献给国家，老两口双双在遗嘱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2007年11月，李幼新病重。这时，王云惠和李幼新担心的是他们还没有和医院签订遗体捐献手续，如果在李幼新病亡前手续没办好的话，他们很可能难以实现双双捐献遗体的心愿。于是，王云惠紧急召集子女开家庭会议。

　　在这个气氛凝重的家庭会议上，王云惠第一次向儿女们说出他和老伴捐献遗体的决定。

　　“我当时不知道有多震惊，母亲已经病重，父亲又告诉我们要把遗体捐出去，我们当时坚决不同意，可是爸爸的态度非常坚决。”王云惠的儿子王为民对记者说，他们后来想了个权宜之计。他们对王云惠说：“现在突然叫我们把妈妈的遗体捐出去，我们肯定不能接受，妈妈现在不捐，如果你以后一定要捐遗体的话，我们再谈。”

　　可是王云惠和李幼新有自己的想法，“我们在一起生活了50多年，死后还想在一起，我们永远不要分开。如果你妈妈不捐，我以后捐了遗体，我们的名字不能在同一块墓碑上，这不是人为把我们分开了吗？”看到父母如此坚定的态度，王为民想开了，“也许尊重老人的意愿才是最大的孝顺吧。”子女们终于接受了两位老人的决定。王为民主动与安医大联系，积极安排母亲捐献遗体事宜。

　　2007年11月18日，李幼新走了，在举行了简单的遗体告别仪式后，李幼新的遗体就被送往安徽医科大学遗体(器官)捐献接受站。

　　今年的清明节是李幼新去世后的第一个清明节，王云惠在给老伴的祭文中写道：“我经常站在阳台上，遥想着远处的大蜀山，因为在那美丽陵园的深处，便是老伴你的新家，我想你在那里肯定不会孤单，因为有那么多志愿者陪伴着你，有一天我也会再次来到你的身边。”

　　80后女孩的心愿

　　如果在大街上碰到代云，你也许不会太在意这个带着无框眼镜、活泼爱笑的普通女孩。但是这个80后女孩已经做了一件大多数同龄人都没做过的事情：与安徽医科大学遗体(器官)捐献接受站签订了身后捐献眼角膜协议。

　　代云是2007年加入到身后捐献眼角膜志愿者行列的。当遗体捐献还未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时，是什么原因让一个80后的年轻女孩作出这样的决定呢？

　　记者：你是在什么时候签订这个身后捐献眼角膜协议的？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代云：就是去年。至于原因，要从我的职业说起。我在合肥一家眼科医院工作，虽然不是医生，但是每年都会接触到很多需要健康眼角膜的病人。其实我在2005年来眼科医院工作后接触了很多患严重眼疾的病人，深切地体会到很多人因为没有眼角膜供体而一直在黑暗中等待，是一件多么痛苦的事情。一边是很多人意外身亡后眼角膜白白浪费，另一边是很多生命力仍很顽强的人却要在无涯的黑暗中度过一生，让我觉得十分痛心，当时我就萌发了捐献角膜的想法。

　　2007年正好有一个契机，就是安徽省红十字会和安徽医科大学主办了一个“博爱在江淮·志愿捐献角膜万人签名”活动，我不但自己签了这份志愿协议，还动员另外几个人也签了这个协议。

　　记者：你家人对你这个举动怎么看？他们同意吗？

　　代云：其实我爸妈到现在都不知道这个事呢，我压根就没告诉他们。我想他们年纪大了，肯定比较难以接受这个事情，再说，他们知不知道都无所谓。(王俊　彭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