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死去和最初的诞生一样,都是人生必然;最后的晚霞和最初的晨曦一样,都是光照人间。”安徽省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中心安徽医科大学接受站工作人员付杰的本子上,记着这样一段话。他告诉记者:“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它是遗体捐献者们的精神写照。”
付杰从事遗体捐献接受工作已5年。他告诉记者,安徽的遗体捐献事业虽然起步晚、发展慢,但是近年来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了遗体捐献志愿者的行列。“安徽的遗体捐献事业20多年前播下的种子,如今终于萌芽抽枝。在不久的将来,我相信它一定能开出美丽的花朵。”
十年“冰封”一朝融化
在我省,遗体捐献事业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起步,可谓是起步晚、发展艰难。
1982年,归国华侨王文彬和王慧中夫妇首次进行了遗体捐献登记。1985年,王文彬去世后如约捐献出了自己的遗体,这是我省遗体捐献第一人。之后的十多年间,进行遗体捐献的只有3例。
1998年,省城十几位老人聚在一起发起了“无偿捐献遗体”的倡议,在市民中引起了很大反响,但是由于没有法定部门接受遗体,也没有相关法律可以遵循,满腔热情的老人们经过多方奔波,竟然无法实现自己的良好心愿。直到1999年,我省的遗体捐献工作才有了根本改观。
“1999年,我们举办了‘左平同志遗体捐献接受仪式’,并借机邀请了17家省内外媒体宣传报道此事,一时间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付杰说。媒体大面积的正面宣传报道,营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让很多市民转变了传统观念,开始了解并接受遗体捐献事业。
这个转折点之后,有十多位市民陆续到公证处办理了遗体捐献公证手续,完成了对死后遗体归属的承诺。2000年6月5日,省卫生厅、省红十字会批准同意成立“安徽省红十字会遗体(器官)捐献安医大接受站”。2002年,该站正式挂牌成立,我省遗体捐献有了固定接收部门,“捐献无门”的时代终于过去,我省的遗体捐献志愿者队伍迅速扩大。
2005年3月26日,备受关注的“安徽省遗体捐献者纪念碑”落成典礼在合肥大蜀山文化陵园隆重举行,捐献者们的名字被镌刻在石碑上供人瞻仰。
医学教育的重要“基石”
付杰告诉记者:“遗体的用途主要有三个:医学教学、病理解剖和器官移植。捐献遗体对于支持医学教育和科研事业意义十分重大。比如对遗体进行病理解剖可以提高医学诊断及手术的成功率,使更多病人免受误诊之苦。”
作为安医大遗体解剖教研室的技术人员,付杰对人体教研标本的匮乏深有感触。他告诉记者,解剖学是医学院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几乎人人要学。在欧美,一位学外科的医学院学生至少要解剖10具以上人体遗体,我国教学大纲规定应平均4人使用一具体遗体,但实际上大多数院校根本达不到这个比例。比如省内条件较好的安徽医科大学就是15人共用一具标本,某些条件较差的医学院学生甚至根本没有拿解剖刀的机会。“国外是1比10,我们是15比1甚至比0。今天两个学生解剖标本数量的差距,可能就会造成明天两个临床医生技术的差距。试想一个没有做过遗体解剖的医生,怎么能上手术台救死扶伤?所以只有更多的人有志于捐遗事业,医学院有了足够的教研标本,才能培养出基础扎实的毕业生。”
遗体捐献还可以挽救千千万万因器官残损而濒危的生命,每年都有很多患者因为缺乏供体而无法治愈疾病甚至死亡的,比如我国目前需要肾脏移植的患者有几百万人,但每年能够接受手术移植的患者仅有2000多例。而由于角膜资源奇缺,每年只有万分之三的人能够接受移植手术重见光明。
铭记石碑上的47个名字
今年清明节,当人们来到大蜀山文化陵园祭奠可敬的遗体捐献者时,发现安徽省遗体捐献者纪念碑上,刻着47个名字。不久之后,这块石碑上将再增添几个名字,因为去年又有几名志愿者完成了捐献。
付杰告诉记者,安医大遗体接收站成立以来共发放了6000多份遗体捐献表,至今填写表格、登记遗体捐献的已经有446人,其中近50人完成了捐献。在这些捐献者中,年纪最大的96岁,年纪最小的只有14个月。
2001年,合肥交通部门一位26岁的未婚女青年递交了捐献公证书,成为最年轻的健康的志愿捐献者;同年来自合肥郊区的叶老师也加入了志愿者队伍,成为首位办理遗体捐献公证的乡村教师……
“遗体捐献中感人的事情太多了,有的一家三口都做了捐献,有人为了完成捐献几年如一日地劝说家人,最终达成心愿,甚至把家人也拉入志愿者队伍。”付杰说,“有一位老人和老伴一起登记了遗体捐献,老伴过世后他怀疑儿子偷偷将其火葬了,为了确认老伴是否真正完成了捐献,他数十次给红十字会、遗体接收站和公证处打电话。最后大蜀山文化陵园破例提前在遗体捐献纪念碑刻上了他老伴的名字,老人才相信老伴的确完成了心愿。”
7年前,不到而立之年的付杰也签署了《志愿捐献遗体申请登记表》,把自己给“捐”了。为这事,付杰还应付了家里一场不小的风波。付杰笑着对记者说:“我天天动员别人捐,自己怎么能不捐呢?”(王俊彭玲) |